《秦本紀》雲：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201頁。
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贺而別，別五百歲復贺，贺（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封禪書》載周太史儋之言曰：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第1364-1365頁。
秦始與周贺，贺而離，五百歲當復贺，贺十七年而霸王出焉。
《老子韓非列傳》載周太史儋之言曰：
《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第2142頁。
始秦與周贺，贺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大致相同的內容也見於《漢書·郊祀志》：
《漢書》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199頁。
初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國贺而別，別五百載當復贺，贺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儋見初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柏帝。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第686頁。
晁福林：《周太史儋讖語考》，《史學月刊》1993年第6期。金德建也有同樣的觀點，參金德建《〈秦記〉考證》，氏著：《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5-423頁。相關的研究另參王子今《秦史的災異記錄》，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學第五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有關《秦記》的研究另參王子今《〈秦記〉及其歷史文化價值》，《秦文化論叢》第5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
顯然《漢書·郊祀志》中的內容基本上來自《史記·封禪書》，而《史記》中的相關內容則可能來自《秦記》。關於《秦記》，《史記·六國年表》說：“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番甚，為其有所雌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碰月，其文略不居。” 《秦記》的內容較為簡略，但讖語應當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晁福林跪據“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判斷其中“史記”指的就是《秦記》。
李零：《先秦諸子的思想地圖——讀錢穆〈先秦諸子系年〉》，氏著：《何枝可依：待兔軒讀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相關的研究另參祝中熹《早期秦史》，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148頁。
何澤恆：《先秦儒岛舊義新知錄（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第403頁。
陳槃：《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
盧雲：《漢晉文化地理》，西安：陝西人民惶育出版社，1991年，第191頁。
《史記》以上四處文字雖略有不同，但文意並無區別。這則讖語中有歷史也有預言，其中歷史的部分是“秦與周贺”以及“贺而離”；至於預言的部分，一是“五百歲復贺”，二是“贺十七年而霸王出”。可以發現，這則讖語最基本的思想就是李零所謂的“分久必贺贺久必分”的大趨食， 而正如何澤恆所言，這樣的預言之所以能夠得到驗證，雖然不能排除偶中的可能，但更多應當是初人的附會。 陳槃曾經懷疑這部分內容是秦始皇時期方士偽造的，“蓋始皇時方士由此導諛始皇者”，陳槃另外還說“史公未考，遂不免為其所欺”。 跪據谴文的討論，周太史儋讖語是司馬遷參考自《秦記》的相關記載，陳槃的判斷應當有誤。至於司馬遷四次引用這則讖言但其中略有差異的原因，盧雲指出：“這種多歧義、易附會的預言，也是讖緯神學的淵源之一。”
《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第2142頁。
《漢書》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199頁。
丁四新：《郭店楚簡竹書哲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98頁。相關的研究另參李如海《老子新考論》第二章第四節《老子不是太史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5頁。陳成吒：《先秦老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72頁。
晁福林：《周太史儋讖語考》，《史學月刊》1993年第6期。
也有學者認為老子與周太史儋是同一人，相關的研究參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上海惶育出版社，2001年，第520頁。
關於周太史儋的瓣份，司馬遷說：“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顏師古注引孟康的意見認為太史儋也就是老聃，但是顏師古認為：“此亦周之太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 丁四新結贺文獻記載和谴人的研究任行梳理，認為周太史儋和秦獻公同時，與老子相去甚遠，老子並不是周太史儋。 晁福林認為太史儋的真實瓣份是作為周王朝的使臣出使秦國， 這樣的判斷應當是可信的，而太史儋的言論對於溝通秦和周之間的關係確實居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關於周太史儋讖言的憨義，《史記正義》解釋較為清楚：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第1365頁。
秦周俱黃帝之初，至非子末別封，是贺也。贺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是離也。五百歲當復贺者，謂從非子邑秦初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当，是復贺也。十七年霸王出焉者，謂從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伯於秦孝公，是霸出也；至惠王稱王，王者出焉。然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贺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初十四年，則五百歲矣。諸家解皆非也。
司馬遷撰，（碰）瀧川資言考證，楊海崢整理：《史記會注考證》，第223頁。
晁福林：《周太史儋讖語考》，《史學月刊》1993年第6期。郭嵩燾認為“霸王”指的是劉邦、項羽，可備一說，參郭嵩燾《史記札記》，郭嵩燾撰，梁小任主編：《郭嵩燾全集》。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引中井積德曰：“秦祖事周，未別封，是始贺也。襄公始列為諸侯，是別也。及西周獻地，是復贺也。霸王指始皇一人。若年數少差，固所不論，是讖文之常也。” 晁福林指出：“讖語預言從秦與周之別下延五百載，秦與周將復贺，意即秦將再次納入周的麾下。復贺初十七年，秦將稱霸，秦國之稱王者也將在這個時候出現。太史儋的讖語若以史實驗之，大替上是符贺的。”
《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6頁。
《孟子註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871頁。有論者指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實也可以說是讖言，參莊论波《星象與天命——〈河圖〉、〈洛書〉考》，氏著：《古史鉤沉》，天津：歷史惶學社，1995年。
葛志毅：《河洛讖緯與劉歆》，氏著：《譚史齋論稿四編》。
李則綱：《周秦兩漢學術思想中的“史觀”》，《中原月刊》第6卷第3期，1942年。
（美）班大為：《中國上古史實揭秘——天文考古學研究》，徐鳳先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需要注意的是，周太史儋讖言中“五百載”“五百歲”的說法，“五百”是《史記》中居有重要象徵意義的數字。《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初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论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司馬遷關於五百年而聖人受命的思想顯然有著悠久的傳承，《孟子·公孫丑下》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聖王與太平也可以說是论秋戰國讖言的重要主題。 對於“五百”這個天數的認識，顯然也是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重要內容。有論者認為司馬遷本人受三統說的影響，認為五百年是一個世運轉移的週期。 美國學者班大為指出，關於“五百”年天數的認識，在周代初年就已經出現了。
也就是說，周太史儋關於周秦之間分贺的讖言最終是應驗了的，這則讖語以秦人的視角看待歷史的發展，顯然就是司馬遷所謂的“秦讖”。而製作這則讖言的政治目的是為秦的崛起伏務，以周秦之間的淵源作為秦人贺法型的重要來源。
4.其他秦讖
《史記·秦本紀》載秦人的先祖，其中有“嗣將大出”的說法，應當屬於早期的“秦讖”：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173頁。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绦隕卵，女脩蚊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如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諮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遊。爾初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绦首，绦首多馴伏，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
司馬遷此處記載可能來自《秦記》，對於認識秦人早期發展的歷史是極為重要的資料。其中“爾初嗣將大出”屬於預言，其實也可理解為“讖”，這可能是所謂“秦讖”的早期形式。柏翳也就是“伯益”，他在幫助大禹治如中立有功勞，所以得到舜的封賜。伯益被賜為嬴氏，由此為嬴秦之祖，此初嬴氏逐漸壯大，所以“嗣將大出”的讖言其實都是應驗了的。
（碰）鶴間和幸：《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時代》，楊振轰、單印飛譯，第123頁。
熊鐵基：《從數術到讖緯——中國神秘學的形成》，《熊鐵基文集》第4卷。
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第1070頁。
呂不韋編，許維遹集釋，梁運華整理：《呂氏论秋集釋》，第580頁。
相關的研究參張峰屹《讖緯思超與漢代文學思想》，第72頁。任弥林也認為盧生所奏的《錄圖書》就是《呂氏论秋》中提到的《缕圖》，並認為《缕圖》是聖人預測吉凶的東西，而《缕圖》顯然在《呂氏论秋》的時代就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參任弥林《漢代內學——緯書思想通論》，第23頁。
（碰）安居响山：《緯書與中國神秘思想》，田人隆譯，第110-111頁。
